2023-05-10 14:56:27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小说乃是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环。除了纯粹的诗人、剧作家，举世公认大文豪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几乎一定是长篇小说。博尔赫斯、巴别尔和鲁迅，可能是仅有的三个例外。原因也仅仅是他们的代表作品都是短篇小说。
※所有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中，只有巴别尔、博尔赫斯和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代表作。
但恰恰是鲁迅本人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欲明中国学术源流，一首一尾，极端重要。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源头，尽皆深埋于周秦文献中，而现代学术格局，则几乎完全由晚晴民国时期的东渐西风塑造。
所谓“宋世书千卷，不能当唐世百；唐世书千卷，不能当六朝十；六朝书千卷，不能当三代一”，周秦学术思想大势，除《庄子·天下篇》外，最古与重要的文献，便是《汉书·艺文志》。礼崩乐坏，王官失守，道术将为天下裂，“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除了是湖广总督、晚晴重臣，张之洞还是大学者。当然，挂着他名号的书有没有人捉刀，就是另一说了。
诸子为六艺支裔，十家中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算得上“可观”，尽是六艺支裔，偏偏只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真是惨不忍睹。
民国时期，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谈及明清说部，也丝毫不加掩饰自己的轻蔑：“《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
所以鲁迅才会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而“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史。
※一直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史著述抄袭了盐谷温，其中待发之覆颇多，择日另起一文详谈。
做这样意义重大、奠定后世中国小说研究格局的工作，大量的资料准备、收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始进行《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之前，鲁迅已经有了三部重要的小说研究著述：《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唐宋传奇集》主要的研究对象，便是唐传奇。
唐世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唐世文士，衍六朝志怪之绪余而益以诗才史笔，其间名篇迭出，垂范后昆”，恰如汪辟疆所说，“风会既开，作者弥众。才杰之士，各拾所闻，蒐奇则极于《山经》、《十洲》，语怪则逾于《齐谐》、《列异》。于是道籙三清之境，佛氏轮回之思；负才则自放于丽情，摧彊则酣讴于狭义。罔不经纬文心，奔赴灵囿，繁文绮合，缛旨星稠；斯亦极稗海之伟观，迈齐梁而轶两京者欤！虽流风所届，藉肆诋諆，而振采联辞，终归明密。 ”
※唐人著名学者、作家、诗人王梦鸥先生。近百年来的唐稗选本与注释，恐怕惟有其《唐人小说校释》可与汪辟疆《唐人小说》一较短长。可惜大陆没有出版。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一出手，便已经是顶峰。与明清杂芜繁多的说部诸书让郑振铎先生几乎不忍卒读，但为了自己的研究又不得不读遍的情况相比，“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荡”。
更重要的是，“自宋之后，工文害道之说虽无害于文学发展，然小说之与诗歌，于文士心目中有云泥之别。故唐人诗歌，历经千选万注而不惮其烦；一句佳胜，百家诗话反复称道而不觉其赘。至于唐人小说，虽或幸存于鼠耗蠹蚀之余，而明知残损讹误者，亦不过以小说之言不足深论为辞而委之于不闻不问之境。”
恰如台湾一代文宗王梦鸥先生所言，与成篇累牍的已经简直如历代经疏一般繁多的诗文注本相比，唐人小说竟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前人看到的唐代小说，大抵都是明清的《五朝小说》、《正续说郛》之类丛刻或从中挑选个别篇目杂凑而成的选本，篇目杂乱、讹误颇多，“迄于近世，随欧风美雨之浸润，小说得以列于文学之林，而好之者日益增滋，寖假凌驾于诗歌之上。饮水思源，而唐人之作业，遂亦为中外学者瞩目”。
※汪辟疆
自鲁迅导其先路后，汪辟疆之学，“几无涯岸之可望”，以许刻《太平广记》为主，校之以《道藏》、《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等，详考唐传奇诸篇来源与撰者来历、故事之产生与演变，并据之详述元明杂剧本事，可谓尽收唐稗精华矣。
程千帆、傅璇琮皆是二十世纪我国最优秀的唐代文史研究者，程先生亦是汪辟疆的学生。程先生在对他老师《汪辟疆文集》的整理编录工作完成后，傅璇琮撰写了《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一文，现全录于下，以飨读者。
※前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
承程千帆先生的好意，寄赠给我一部由他整理编录，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汪辟疆文集》，汪辟疆先生，作为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专家，恐怕现在中年以下的学者知道的是极少的了。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五十年代时由他校录的《唐人小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感到这是鲁迅先生《唐宋传奇集》以外研读唐代传奇的最切实用的入门书。书中于每篇作品之后所作的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和后世演变等等，对于初学者不啻开启进入唐人艺术世界的大门。现在读到这部近七十万字的文集，真有如过屠门而大嚼，虽当酷暑，也象五柳先生所自赏的那样，“孟夏草木长，时还读我书”起来。
汪先生名国垣，字辟疆，又字笠云，号方湖，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江西彭泽。一九〇九年入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一九一二年毕业。他长期执教于过去的中央大学及后来改名的南京大学。一九六六年三月去世，，但终究没有逃脱劫难。——他自清末至一九五四年数十年间从未间断的百册以上的日记全部被掠，残存的仅三册，一册是一位教授在南京夫子庙的冷摊上买回，另外两册是掠夺者于匆忙中遗落。见到《文集》前面影印的两张日记残叶，望着那正楷书写、一笔不苟的隽洁书迹，真令人痛惜。
※汪辟疆的学生，南京大学唐代文史的泰山北斗程千帆教授。
通读文集全书，深感这位学者治学门庭的宏阔。他研究版本目录，又对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颇下一番功夫，写出几篇结实的考订文章；又研究汉魏古诗和唐人近体诗，他的几篇谈李商隐的文章，至今尚能给人启发，他在日记中说的“义山人地寒微，但知有知己之感，实无恩牛怨李之成见”，寥寥数语，明达透澈。不过我认为，文集中最好的还是论近代诗派的几篇，特别是《近代诗派与地域》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六十年代时我在《中华文史论丛》上读到他的《论高密诗派》，觉得以这样的冷题目作如此细文章，真是高手，现在读到这两篇，益觉其大手笔。汪先生对清诗有通盘的考察，他独具只眼，认为清诗“以近代为极盛”，而这又与“世方多难”有关。他特别深究于光宣五十年间的诗人与诗派，所举上百个诗家，列述其事迹与风格特点，真如数家珍。由于家世和交游的关系，汪先生与诗坛前辈及并世名家多有往还酬唱，因此不但他的记述确实可信，他的评论也充满韵味。光宣的诗坛是直接“五四”的，但我们研究“五四”诗歌，往往忽略其前承，似乎那时是石破天惊，忽然产生出白话诗来似的。汪先生这几篇文章，真可为当今研究者所取资。现在对这一阶段的诗歌能如此熟悉，而又具通识的，以笔者所见，也只有钱钟书先生和钱仲联先生两位了。
文集中所记近代诗派，不仅于文学研究者有益，且对研究近代社会与思想，都提供了不少真切生动的材料。如那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记道：“文襄（张之洞谥）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作，顿足骂道：‘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把这位“洋务”人物的面貌讽刺得入木三分。
程千帆先生是汪辟疆先生的学生，他在编录文集时也已届七十余高龄，但在后记中仍口口声声称老师如何如何。前辈风范，令人钦仰。中国近代学人，博洽者有之，专精者有之，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的著作多有散佚。学术界和出版界真应该组织些人力，逐步地将这些著作整理、编印出来。对于学术遗产，似也不应厚古而薄今。不少中国近代学者，在风雨飘摇、世路坎坷中，默默地著书作文，这些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积累的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傅璇琮
原载于《瞭望周刊》19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