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10 14:56:27
当年度最值得读者期待的历史鸿篇，作者以散文风格，辅以小说笔法，沿时间的轴线，书写晚明一段历史，展现了乱世之中的民族抗争那些震撼人心的事儿。
作者：洪兵 演播：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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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
九月初五，距离从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使团终于沿大运河穿过江苏，抵达山东南部的济宁州。
这样的蜗牛速度，恐怕连当初磨磨蹭蹭率师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尘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因为一路上盗贼太多，不得不边走边停。
九月底，南方使团到达河北境内，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顺治皇帝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统御中国之意）。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时期，使团耽搁了数日，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北京。清廷准备将使团安置在“四夷馆”，俨然是把南方使团看做进贡的属国。左懋第据理力争，清廷才改到了鸿胪寺。
在北京的这一晚，不受待见的南方使团“内外不许举火，……官丁饥寒殊苦”，左懋第彻夜未眠。回到久违的故都，在还有些许血腥和硝烟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联翩，泪如雨下。
作为崇祯的旧臣，他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母亲陈氏不屈的身影。母亲不过是一位孱弱的老妇人，她不能上阵杀敌，只能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忠烈与愤懑。北京陷落后不久，她就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里的那些人沉湎于江南的风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谈的希望无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亲不惜付出生命，诠释的是忠义，是气节。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是多么卑微与无耻！
歌舞升平、暮气沉沉之日，方是彰显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时，左懋第抱定必死的决心北上，决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
临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辞行，奋笔疾书道：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左懋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该做的事，至于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谈判？挨训！
经过一夜的深思，左懋第已经做好了到紫禁城“舌战群蛮”的准备，但清廷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十月十三日，，“热情接待”了南方使团一行，双方本着坦诚的态度，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地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议。
清廷官员率先发问：你们干吗来了？
左懋第回答：我朝天子想借贵方大军破贼，再为我大明先帝发丧，特来致谢礼。
清官员说：有书信的话就交出来吧！
左懋第表示：御书只能当廷递交贵方首领。
清官员坚持认为：进贡文书应交礼部。
左懋第澄清：这是天朝国书，并非进贡。
双方争执不下，清官员索性甩手便走，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次日，，与南方使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刚林显然没有礼部官员的耐性，刚一进门就径直坐在堂上，劈头盖脸痛斥南方使团，指责南京不出兵讨贼，反而“突立皇帝”。左懋第据理力争，。（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
刚林又诘问南方为何不发兵讨贼，左懋第以“恐疑与贵国为敌”敷衍过去。
接着，刚林以武力相威胁，表示大清正整装待发，南下平乱。左懋第毫不让步，表示“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
刚林起身便走，第二次会谈仍旧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日，清廷又派内院的人来了。不过这次不是继续会谈，而是“收货”——除了“御书”、“诰敕”不要，金银、绸缎通通拿走。
十月二十六日，，正式向南方使团下达了逐客令：明日滚蛋，回去等着挨揍！
左懋第早就料到，和议必将无果而终，最后提出了到昌平拜祭先帝陵寝的要求。左懋第话未说完，刚林便以一段相当经典的话给予回绝：
“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丧；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骂得多么道貌岸然、厚颜无耻，却又是一针见血、入骨三分，足令南京的君臣哑口无言，只可惜让忠勇之士代为受过。
这还不算完，：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刚林表示：清军不日将高举义旗，兴兵南下，为崇祯皇帝和大明的列祖列宗讨伐不忠不孝之臣！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南方使团离开北京，结束了这次屈辱不堪的北上和议之行。很快，，发现不应该放虎归山。十一月初四，左懋第、马绍愉行至沧州，被追赶上来的清军羁押回北京。次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对始终忠贞不渝的左懋第失去了招降的耐心，将其处死。
在被羁押于太医院的几个月里，左懋第留下了很多在后世广为传颂的壮举。
当洪承畴出面劝降时，左懋第直呼“见鬼”，故作惊异道：“洪督师不是在松山殉国了吗？先帝还在京城主持了葬仪，怎么又冒出一个活的洪督师来？”洪承畴自惭形秽，红着脸悻悻而去。接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咬牙切齿，痛斥李建泰愧对先帝，苟且偷生。
即便是自己的堂兄左懋泰来劝降，左懋第依然不留情面。在共叙往日情谊，又答谢堂兄奉养并收葬母亲陈氏之后，左懋第毅然决然，与之断绝兄弟关系。
“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兴替，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这就是左懋第奉送给劝降者的慷慨之言。
对于这个“死硬分子”，多尔衮软硬兼施，甚至在刑场上再次劝降，左懋第依旧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太医院的墙上，留下了左懋第写下的一首绝命诗：“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
在菜市口行刑之时，左懋第正襟危坐，临危不惧，刽子手跪地挥泪，不忍举刀，百姓奔走呼号，痛哭流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钦定《殉节录》，追谥左懋第为“忠贞”。
家可破，国可亡，但气节永存！左懋第的气节，令无耻的叛徒汗颜，令凶残的敌人敬佩，更值得后世敬仰！
弘光的机遇
尽管有左懋第的忠勇，但北上和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送出银两，领回了“三宗罪”。
其实，，但历史还是给了这个小朝廷“划江而治”甚至“光复中原”的机会。
机会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敌李自成。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农民，多年来四处征战，脾气见长，野心见长，就是见识不长，稍微遇到点挫折，最先想到的还是钻山沟。
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当彻底，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全部拱手让了出来，退守山西、陕西境内。
李自成这么不经打，着实让清廷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
，形势其实很不乐观。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继嗣之争，满清贵族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迅速“选边站队”，转入暗流涌动的内讧之中。在多尔衮的努力下，这场纷争最终以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多尔衮担任辅政王而尘埃落定。此时，多尔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协调各方势力，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在是否入关的问题上，，特别是作为辅政王的多尔衮，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吴三桂发动山海关兵变，多尔衮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观，坚决不插手。
，屡次劝说多尔衮速作决断，见机行事，多尔衮方才派出骑兵，与吴三桂一起击溃李自成，打通了进军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溃败，清军顺利进入紫禁城。下一步怎么办？满清贵族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以英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认为，能拿下北京已经是祖坟冒青烟，占大便宜了，应该见好就收。阿济格建议，在北京留一个亲王驻守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还是率领清军主力，回关内过安稳日子。
，多尔衮已经不满足于将北京当做大清的“南大门”，而是想以此为契机，在中原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说服阿济格等人，无可奈何的多尔衮甚至搬出皇太极的遗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经多尔衮反复做思想工作，并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满清贵族终于达成了初步一致，将爱新觉罗·福临从东北迎到北京，于十月初一举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尔衮被尊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成为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
即便如此，，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盘，多尔衮心中还是没有底。
一方面，满族人口本来就比较稀少，原先占据辽东时，“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兵员补充更是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阿济格等人才会有退保关内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势不甚明朗。李自成虽然西撤，但实力不可小觑，除了盘踞陕西、山西一带以外，黄河流域依然有星罗棋布的残余势力。兵力不足的清军很难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如果清军在黄河流域与大顺军全面展开决战，，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从四月底开始，清军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既没有挥师追击西撤的大顺军，也没有乘势大举南下。多尔衮既要稳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静观其变，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给力，黄河流域很快便出现权力真空，。，建议清军立即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一举平定天下。
，，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再想与南方的亲友相见，可就是“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了。（可以对比如今的朝鲜、韩国。）
另外，如果不拿下东南这片富饶之地，仅凭北方的经济水平，。南北经济水平不对等，北方需要南方“输血”。
，但多尔衮依然“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的“接管”，，还是纸老虎。
此时，，命令四镇总兵北上，迅速接管山东、河南，。双方再行谈判“联合平寇”，。
。对于黄河流域出现的契机，南京朝廷不过是在六月下旬，象征性地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简单——没兵。没有军队，到兵荒马乱的地方去上任，这跟上刑场有什么区别？
，既然南京都是一群草包，清军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七月二十八日，已经摸清底牌的多尔衮移书史可法，俨然以正统自居，敦促南方立即无条件投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派出多少和议使团，携带再多的金银财宝，都只能是羊入虎口，自讨没趣了。
“直把杭州作汴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题临安邸》
一位生活在南宋时期的诗人，以相当直白的语言，将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南宋朝廷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这位诗人生活在南明，目睹一下弘光朝廷的“丰功伟绩”，他恐怕很难有心情写出虽是讽刺但不失美妙的诗句，而是直接送上一个字： “呸”。
，对外软弱无能，被敌人嗤之以鼻，对内横征暴敛，官场一片乌烟瘴气，腐败到了极致。，如果不能说脏话，还真是无话可说了。
，而富庶的江南向来是明朝重要的税源地，常年通过漕运给北方“输血”，为朝廷的日用开支和北方“平寇”、“平虏”提供财力支持。如今北方已经被别人给占了，“平寇”、“平虏”都成泡影，想“输血”也输不成了，江南的缴税任务理应减少很多。
朱由崧初就监国时，有大臣提议降低赋税来安抚百姓。但是，史可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今天下半坏，军饷繁费”。
史可法判断得很准确，自恃有“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个个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作为督师，优柔寡断的史可法对四镇总兵始终采取“绥靖”政策，一味投其所好，姑息迁就。史可法甚至多次给朝廷上疏，带头帮着四镇总兵要钱。四镇总兵又不知好歹，拿钱的时候相当积极，干活的时候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在史可法的纵容下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有这样的军队，再多的钱也会被烧光。
时任弘光朝廷都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就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万两；
江北四镇各三万人，共计十二万，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京营六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二十万两；
其余八镇共十二万人，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每年的军费累计七百万两，另外还有各级官员的俸禄和朝廷的日常开支。
那么，？在没有旱、涝、虫等灾害的情况下，满打满算六百万两。
工部、户部在十一月提供的数据显示，朝廷的赤字已达二百二十五万两，户部库存现银只剩余一千两！
，却在建立仅半年之后，财政就恶化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史可法帮着四镇总兵狮子大开口以外，还有以弘光皇帝朱由崧为首的君臣们终日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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