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轻刊|陕西|李建学小说:驴事

小时候在农业生产队，养驴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原因很简单，表面上人养驴，暗地里驴养人。养驴记的是长年工分，刮风下雨都不耽误。养驴有队里分配的草料，驴粪蛋蛋还是烧热炕的上等柴草，敞开烧。

那些年，不是谁都能养上驴。

我们三队有两户人家养驴。一家是大队会计的三叔，娃娃都要叫三爷。另一家黑胡茬老六的势力很大，弟兄五六个三十多口子人，占据着小半个村子，谁也惹不起。

这两家人对我都很好。

七八岁前后的几年，我经常骑驴。即使夏天跟伙伴们在涝坝里玩水，光溜溜的一身泥。只要有队里的驴路过，不论白胡子三爷还是黑胡茬老六，总会热情的招呼我去骑驴。

我喜欢骑驴，喜欢白胡子三爷的小毛驴。他的两头灰驴都是低眉顺眼的草驴，听话，温顺，很好骑。我不喜欢黑胡茬老六的黑驴。那两头调皮捣蛋叫驴，动不动就呲牙咧嘴的跳起来往草驴背上爬，肚子底下还要举一根尺把长的粗棒子，吓人得很。

毛驴不在跟前的时候，下雨天或者晚饭后，白胡子三爷和黑胡茬老六隔三差五的到我家里来“逛闲”。，很少撞在一处。来了就跟父亲说些闲话，夸我长得乖。说着说着，顺手递给父亲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当然是队长会计说好了的。父亲仔细看过了，慢腾腾地摸钥匙开锁，取出柜子里的账本，还有一盒鲜红的印油，默默地记账，再叫他们在空格处按指印，最后数给几张现钱。

拿到钱，白胡子三爷再夸我一回，说我头大额宽两耳垂肩，将来肯定是个大官，完了笑呵呵地回家。黑胡茬老六话少一些，最多摸摸我的头，冷不丁伸出蒲扇似的两只大手要拘起我的脑袋拔葫芦，吓得我赶紧往母亲身后躲。

不知道父亲为啥总要给他们钱。父亲花钱手捏得很紧，算账十分仔细，经常给这两个人钱，让人有些舍不得。当然，也就一会会儿的事，想到骑驴的喜悦，想到他们对我的好，很快就忘了。

慢慢长起来，从大人嘴里知道父亲是三队的出纳，管着队里的钱。每年分红的日子，父亲手底下算盘子儿拨得噼里啪啦。全队的人都要挤到家里来，很多人就蹲在屋檐下，等着从父亲手里领几个钱。

那些年，白胡子三爷和黑胡茬老六喜欢赶着驴给我家帮忙。有时驮麦子到河边的电磨房磨面，有时捎半袋油籽去公社榨油，偶尔借一头驴给父亲，父亲再往驴鞍子上绑一条棉被，走十几里路接外婆到我家住些日子。每当这样的日子，母亲满眼的笑。

不知怎么的，也就几年，养驴的人家就跟我家“胀气”成了对头。

大约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先是白胡子三爷跟父亲见面就吵架，后来黑胡茬老六竟然叫嚷着要打父亲。母亲很伤心，埋怨父亲之后，总是悄悄地哭。

跟伙伴闹别扭的时候，被人家骂了。我才知道父亲的出纳被大队“抹”了。

以后，再也没有骑过驴。

不论白胡子三爷还是黑胡茬老六，只要他们赶着毛驴走过来，一看到我，立刻怒气冲冲，就像我家欠了他们的钱。

断断续续听母亲说，父亲做事一根筋，人家队长会计都说好的事情，就是过不了他这一关。倔强的父亲不愿让这些人拿纸条轻易换到钱，就把人得罪了。得罪了养驴的人，出纳也就当不成了。

大约1978年的腊月，父亲跟村里几个“对劲”的人联手，扒火车往宝鸡贩粮食，被公社的联防队抓回来。村里开批斗会，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就在三队的场院里，白胡子三爷当着众人的面，往父亲他们几个人脸上吐唾沫。黑胡茬老六挥舞着大巴掌气势汹汹，要不是有人拦着，早就甩到父亲脸上去了。

过了两年，四月天，村里已经彻底包产到户。父亲他们几个“对劲”的人凑钱上北山，徒步六十多里地，从清水县的物资交流会上牵回来一头两岁牙口的栗色骡驹子。在那个莺飞草长的季节，我家成了村里第一户有骡子的人。往后的七八年，我从小学升入中学。念书的间隙，主要就是帮父亲养骡子。上高中的时候，家里的十六亩山地，伏天要犁两遍，都是我一手包揽。

我非常喜欢那匹栗色骡驹子，时常背过父母给它喂馍馍吃。上中学的六年，下晚自习摸黑回家时差不多都是九点半。骡驹子远远地听到我的脚步，就会轻快的叫几声。进门的头一件事，就是给它添夜草。

栗色骡驹子一天天长大，它跟我们一家人都很亲。暑假的时候，我就骑着它当战马，冲在一大堆娃娃的最前面。有一回不小心摔下来，可把母亲吓蒙了。爬起来的我笑着说没事没事，骡驹子把就要踩到我头上的前蹄收起来了，就吊在半空，舍不得往下踏。父亲感叹，多亏骡子灵性，要是头笨驴，你娃就麻哒了。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骑过的毛驴。

土地承包的第一年，白胡子三爷和黑胡茬老六各自挑了队里最好的一头驴。白胡子三爷的草驴很快下了驴驹子，一大一小屁颠屁颠的从人前走过，看着蛮欢势。黑胡茬老六家的叫驴本性难移，见了草驴远远地就仰起长嘴干嚎，挣扎着往人家屁股上凑。那几头笨驴，跟我的栗色骡驹子简直没法比。我家的那是马骡子，一天比一天高大威武，看一眼都让人欣喜。

也就几年功夫，我离开老家出远门读书。关于驴的往事，渐行渐远了。可是，早年那些破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后来说，白胡子三爷和黑胡茬老六他们时常给毛驴置办麻绳啊笼头啥的，尽想着占队里的便宜。父亲怨恨他们一年的零碎花费加起来比一头驴都贵。贵就贵呗，又不是花谁一家的钱。母亲埋怨父亲不明白人情世故，得罪了白胡子三爷和黑胡茬老六，挨整活该。

五年前，一位写诗的老兄终于熬到了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文字老本行之外，管着七八辆小车。开始挺风光，出门进门车接车送。人五人六的，不是领导却享受着领导的待遇。就连我也跟着潇洒了几回，上机场啥的沾过一点点光。

后来不行了，这位老兄在我面前吐苦水，说那些小车司机难伺候的很。他们今天换个坐垫，明天贴个车膜；不是轮胎爆了，就是音响需要升级。这些人天天拿着发票来签字，而且都是领导答应过的。不签就把人得罪了，签了就给自己挖个大坑。

我给他宽心，说小车司机大都有来头，再说长年给领导开车，城墙上的麻雀，见过大世面，确实不好摆弄。最好的办法，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得去就算了。

这位老兄书生性子一时半会改不了，牢骚满腹。抱怨车辆维修保养费从来就没有够用过，费用超标，领导就会拿他说事，可他又堵不住司机的精明。其实他是抹不开情面，双休日总有灵光人把车开到他家楼下等着，他是吃了人家的嘴软。

文人聚会，没事爱喝个小酒。这位老兄牢骚多了，不爱听，忍不住给他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驴事”。我安慰他，你就是个管驴的，跟驴较啥真？再说了，钱是公家的，抠下来你也拿不走，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更重要的是领导答应的事，必须照办，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哩嘛。

这位老兄苦笑，说情况远远不是几个便宜那么简单。有一位越野车司机，领导介绍来的亲戚，竟然多次偷卖车用柴油。他一个月的耗油量，是同等车的三四倍。老兄气愤的说，别人把我当“瓜怂”,我还不得不陪着笑脸“瓜”下去。

这就不好糊弄了，凡事突破了常人能承受的底线，只能撕破脸。我再一次想到三十多年前不谙人情的父亲，想到那些贪得无厌的驴事。

你以为官就那么好当啊？留神点，别让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只能提醒他多个心眼。喝酒，喝。

十个司机九个贼，剩下一个也想摸几回。这位老兄自嘲，差不多也就行了，可这些人就没有个满意的时候。

我也有些路见不平，说：要么撕破脸皮，干不成算球了；要么跟他们合伙分赃，你拿大头，看看谁黑。后一条我知道他做不来，也没意思。只好换一种口气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总有一天，会看司机的脸。

不幸言中。

半年前，老兄荣升副总经济师，调到另一个部门兼任一把手。虽说是平调，多少带了个“总”字，不用点灯熬油的写材料了，更不用被那些小车司机恶心，当然是好事。

再喝酒的时候，说起以前管小车的感慨，老兄唏嘘不已，说早就跟那些司机形同路人了，有天下小雨，从办公司带一箱新发的劳保用品回去，就在楼下，两辆熟车路过，打着喇叭从身边扬长而去。老兄笑着感叹，当时忍不住想喊一声，可人家装没看见。

大家都笑了。有人插话，车上拉着新办公室主任。

哈哈哈哈。喝酒，喝。

酒酣耳热的，眼前一满是当年的驴事。

驴事早已远去，白胡子三爷和黑胡茬老六前些年就殁了。老家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发展起了果园和花椒，很多人家盖起了小楼，他们两家人的日子似乎都没怎么过红火。

城镇化时代的农村，农民早就不养牲口了。现在回老家，村里连一根驴毛都不好找。小娃娃想看毛驴，也只能在电视上过干瘾。父亲老去之后，有时候不免胡乱寻思，生产队早已成为历史，谁还能想起那些驴事啊。

时代飞速向前，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那些驴事，该绝迹了吧。

那可说不定。有人的地方，谁也不敢保证能少了这号事。